转学到上海国际学校，如何被藤校录取?
在这些“教育候鸟”中，有人是因为无法忍受当地公办学校无休止的刷题、考试；也有人是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开阔眼界。
其中不少孩子已经度过高中三年，面临升学、留学。我很好奇这些孩子在异乡求学的经历，生活和教育环境的巨大改变下，他们能够适应吗？更想知道，这些来自二三线城市，甚至英语水平落下一大截的的孩子，是否能在学校表现优秀，最终如愿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01 “分岔点” 逃离体制内应试，我们一家从银川搬到上海
“我的初中是在苏州一所体制内学校度过的，每天过的是早晨6点半起，晚上10点半睡的军事化生活。为了备战中考，我们几乎不放过任何一分钟刷题背书。我们全班仿佛在搞军备竞赛，看谁做题做得多。
托初中的福，我整个高一上学期都几乎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几乎不碰手机，每节下课都在看书做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卷怪’。
可我并没有什么超出常人的决心，也没有来自父母、老师的压力，只是出于一种惯性，一种自尊心，一种对‘好学生’的刻板印象保持着这种状态。”
这是伟杰写的一段话，平实的文字把以高考为目标的公办初中紧张氛围，描绘得淋漓尽致（伟杰的经历比较特殊，他是先从湖州南浔到苏州过渡，再考到上海平和的）。
中高考的压力下，有人坚持下来了，也有人选择了逃离。
当时，正在银川另一所公办初中读书的一诺想到了“逃离”。起因仅仅是因为一次初中数学小测验没考好，一诺在父母面前大哭一场，说心态崩了。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女儿自从上了初中就经常大哭、崩溃，心想：再这样下去，女儿抑郁了可怎么办？
想要逃离体制内应试，抱着“读国际学校能轻松点”这样“单纯”的心愿，一诺和父母一起从宁夏银川搬到了上海。在一诺的眼里，父母是那种“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从来不会犹豫的人”，从小，只要自己想要报兴趣班、补习班，都是尽力支持。
这次全家搬来上海后，为了能能让一诺更好融入校园，父母让她住学校宿舍，自己则租住在学校周边。
高阳父母把选择权交给了儿子：相比于高考来说，出国的机会更多，也能开拓眼界。当时16岁，喜欢数学的高阳正在进行这道人生选择题。
伟杰是把这场历时6年的“教育迁徙”称为父亲的远见，至今他还记得6年级，从南浔搬到苏州，父亲那句：这是你人生第一个分岔点。
当时年幼的他不以为然，如今却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不怎么会讲英文的父亲，给孩子创造了人生首次“接触更大世界”的机会。
#02 “低谷” 我以为我能轻松拔尖，没想到是一次又一次打击
从徐州考进苏州中学匡亚明实验班，又成为当年唯一被选拔到UWC加拿大的学生，嘉遥是同学眼中的学霸。但用嘉遥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次又一次碰壁的开端。”
“刚从徐州到苏州的时候，落差感是最明显的。原本我在徐州成绩不错，又考上了匡亚明实验班，总觉得自己轻轻松松就能取得还不错的成绩。但我在苏中第一年，成绩非常普通，不论是英语、数学、物理，当地同学的知识基础要比我扎实太多了。
我还记得当时周末我都没有回家，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拼命学习，但一直都没有进步，那种怎么努力都看不到结果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嘉遥说，好在第二年就慢慢适应了。
如今回顾这段挫折，却是受益终身的，尤其是当她独身一人来到UWC加拿大，最开始连讲英文都磕磕巴巴，更别说是听懂夹杂着各种专业名词的历史、人文类课程，但她没有放弃，把老师的课件拿回宿舍反复看，阅读材料就一个一个查单词，这种非常传统的中式苦读是有效果的，“最开始一篇15页的阅读我要看三四个小时，后来只要半小时就能粗略读一遍了。”
不仅仅是嘉遥，刚刚到上海的伟杰、一诺、高阳都遇到了一样的学业问题，学科知识差距大，其中英语尤其明显。
“我和上海同学的英语差距太大了。银川对英语水平要求不高，就说我们初中的英语听力来说吧，给你一段音频，你听到了apple，然后题目就是让你在香蕉、苹果、桃子之间选一张图片就行了。这种程度，对于上海同学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吧。上海的同学们都太优秀了。”一诺说，所以即使好不容易考进了七宝德怀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听不太懂老师上课在讲什么，感到很自卑。
一诺的秘诀就是用各种方式背单词，最开始，播客、扇贝单词、Anki等等英语学习App陪伴她度过了最艰难的第一学期。
就这样，一诺的托福成绩从80分一步步爬到90分、100分，最终考到了109分，可能不少上海国际体系的孩子初三首考就有托福110+，但一诺却努力了3年。
我问了很多从体制内转轨到国际教育的学生，他们一般都考了4-5次托福，有人则考了7-8次才取得较为满意的成绩，更别说是背后无数次的模考、练习所付出的努力了。
英语水平上来了，课内成绩也越来越好了，从最开始的30出头，伟杰、一诺、高阳，这三位来自二三线城市的孩子，都在IB这门最难国际课程上，拿到了45分的满分IB预估分。
#03 “改变” 当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动力
一诺说她在体制内的时候，虽然是个好学生，但总觉得学习是一种负担，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是肩上沉重的担子。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数学考了第一名，但因为做错了一题而被老师打了手掌心，我特别委屈。这种不容犯错的教育让人压力很大。”
但到了国际体系之后，无论七德还是顾问，所有的老师、学校升学指导都在不断地鼓励教育，“比如我十一年级的英语老师特别好，有一次英语听力测试只有3分，但他还是不断给我打气，坚定地告诉我可以的一定能到6分；在申请季准备文书的时候，顾问不断发给我一些文章让我参考，我们一遍遍修改、打磨，当我写完最后一版why Cornell的时候，她说这是她读过最喜欢的why Cornell文书，我当时就觉得好开心。”
如果说，国际化教育路径满足了一诺心目中的“鼓励式教学”梦想，那么高阳则是有机会做科研了。
说到做科研项目，高阳眼里就有光，他真的太爱数学了。“但在体制内，数学就是刷题，但平和的升学指导会鼓励我去探究，做科研就不一样了，是真能把数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比如当他用数学和计算机知识设计有关社会舆论监控的模型时，成就感油然而生。
而且，用高阳自己的话来说，做项目的同时更能够巩固和拓展学术知识，对于数学、计算机、物理等等领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全新认知。
三年下来，高阳已经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规划，“我之后想要往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一方面发展，就是俗称的做科研，或者也想尝试做金融统计相关的行业。”
而一诺则学会了正向思考，即使学习IB的过程很艰难，申请季更是压力巨大，如今的她会说：“现在如果我考试没有考好，第一反应不是完蛋了，不是要被老师骂了，而是反思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还会在下次考试前定好学习计划。”
#04 “申请季” 不是被顾问“推着走”，而是掌握申请大学的能力
克服学业上的困难是如此，在申请季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也是如此。一诺和伟杰都经历了漫长的对专业和兴趣的探索，“不确定”是他们申请季的关键词，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
“高中前两年，我一直在哲学和经济两个专业中探索，参加了CTB却颗粒无收，拿到了NEC全美经济挑战赛全球赛门票却因疫情而无奈取消，直到参加了Ethics Bowl道德碗，重读理想国，我才逐渐清晰自己对于政治科学专业的热爱。”伟杰说。
正是因为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伟杰摸索出了探索专业的“方法论”：很多人是因为擅长而选择（比如数学考得好就想读数学专业），也有人因为某个专业流行而选择（比如这两年传媒、生物非常火），但你一定要给你想读的专业“找理由”，我到底喜欢这个专业的什么地方？有没有一些地方是让我不完全喜欢的。
比如你现在让我说为什么喜欢政治学，我可以很明确回答：我喜欢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领域，不论是它的研究对象是人，还是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都是真正吸引我的地方。
找到了感兴趣的专业/领域之后，你可以不仅仅盯着一门专业，而是发散开来了解和这个领域的相近学科，以及一些交叉学科，比如心理学，你可以去试试了解心理学偏认知和精神分析学派，然后逐步确定你的方向。
当伟杰和我介绍专业探索时，有理有据、逻辑严谨，很难想象他仅仅是一个高三学生，更像是一个专业的生涯规划导师了。
#04 每个人都是“教育候鸟”
其实，不论是从三四线城市“迁徙”到北上广，还是从体制内转轨国际教育，从国内双语学校到英美读大学，在留学这条路上，每个人都是“教育候鸟”。
可能有无数个“一诺”因为英语不好而自卑；也会有无数个“嘉遥”在申请季中失利，没有被梦校录取；更有无数个“泽恺”、“诗奕”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托福失利中重振旗鼓；因为疫情，还有无数个父母不在身边，周末只能独自一人在上海的宾馆里度过的“伟杰”、“高阳”……
但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经历过3年、4年的国际教育、到美国大学申请季，你们身边的孩子“成长”了。
那个曾经一次考试失利就哭天抢地的孩子学会了反思与规划；曾经那个对于活动、专业选择迷茫孩子可以滔滔不绝讲出自己热爱的专业；曾经那个害羞、内向的孩子竟自信地和学弟学妹们分享起自己的申请经验了；
更重要的是，那个曾经不理解父母的孩子，开始懂得父母一路为自己铺路的不容易，懂得感恩了。
或许，当我们把孩子推出去成为“教育候鸟”的那一刻，他们就开始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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