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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形势下,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能否生存下去?

2022-02-18来源:新学说手机版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能否生存下去?自“双减”与其配套措施等多项政策对民办学校提出规范与限制以来,培训类办学许可证审批难度陡升。2021年11月23日,海口哈罗礼德学校发布家长信称,该校因申办培训学校办学许可失败,学生需要通过中考才可在该校高中部就读。

新学说对目前部分地区的国际化高中使用培训类办学许可证办学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现有政策进行趋势分析。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占据一席之地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作为国内国际教育的“桥头堡”,各方面的资源丰富,民办国际化学校在建设数量要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而在发展势头迅猛的省份,山东作为学习大省,对于培训类学校的市场需求较大;四川则呈现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向心型发展趋势,国际化学校集中于成都,而其他地区则需求较少,呈现出明显的区位特点。

因此新学说根据2021年四库全书的统计数据,使用企查查、社会组织网、事业单位在线等平台对北上广深以及山东、四川六地使用高中阶段培训类办学许可证进行办学的(含有或仅有高中学段的)民办国际化学校(下称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进行了不完全调查。

在北上广深以及山东、四川162所拥有办学许可证的(含高中阶段的)民办国际化学校中,26所学校持有培训类办学许可证,占比为16%。
双减形势下,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能否生存下去?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地区分布特点明显

双减形势下,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能否生存下去?

一线城市中,上海和深圳的培训类国际化高中数量较多,或许是源自于两地国际化开放程度较高,并拥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与需求。

与上海和深圳相比,北京具有首都的区位特点,政策管控更严格。而广州的民办教育相对处于短板,基础较为薄弱。北京、广州的培训类国际化学校数量则相对较少,分别仅为2所和1所。

山东的培训类国际化高中数量较多,与上海数量持平,拥有7所。但山东作为一个省份,面积体量远大于上海,因此培训类国际化学校的密度远低于上海。但7所培训类国际化学校的数量仍说明了当地市场对于培训类教育有着较大的需求。

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资源集中,且年度GDP达到全省年度GDP的三分之一,而其他地级市的对于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的需求相对较少。四川的培训类国际化学校数量虽然较少,只有3所,但学校都位于成都。

2016年起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登记数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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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说所调查地区的培训类办学许可证登记时间以2016年为分水岭,2016年后登记办学许可学校的数量激增,达到9所,占比为总量的35%。其中,一线城市共增加6所,山东增加2所,四川增加1所。

该类办学许可证有效期限普遍在2年以上,部分学校在2021年多项限制政策发布之后,仍得以保留。

高中学段使用不同的办学许可证

在新学说调查到六地的培训类国际化高中中,7所学校(其他学校未查明)公示的办学许可证教学内容上出现了“非学历教育”的描述。其他学校并没有标明内容是否为“非学历教育”。

根据教育部的官方定义,学历教育可以让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相关学历证书。非学历教育的内容则包括各类培训、进修、研修类的学习。

另外,新学说在调查中发现,北京潞河国际教育学园在义务教育阶段使用了学历教育的办学许可证,而在高中阶段使用了培训类非学历教育的办学许可证的现象。

由于非学历教育的内容更为广泛,在国际化学校大多使用国际课程,且教育目的在于出国留学的情况下,国际化学校更倾向于申办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类办学许可证。而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的监管重点,学校难以申请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类办学许可证。大多数学校会在高中阶段申请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类办学许可证。

国际化高中为何选择培训类牌照

2016年,《教育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1228号建议的答复》提到国家缺乏对于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政策规范,地方对于学校办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政策执行标准不一,导致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存在很多困难。

而作为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客户——家长对于学生留学的需求逐步增加,以及部分家庭对于“中考分流”的担忧,扩大了市场对于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需求。

基于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较为宽松等多方面因素,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一时之间增长迅速。

利于学校的灵活运作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前,国家对于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的监管较为宽松,在多方面都没有出台详细具体的规定,培训类国际化学校可以在教材选用、扩展业务等多方面都可以进行灵活运作。

以教材为例,在相关规范政策出台之前,仅在2018年的教育部简报上,教育部提到其他地方应学习上海对培训类国际化高中教材是否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进口管理规定的做法。但国家并没有明确对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的教材使用做出相应的管理规范与监查制度。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教材,甚至学校可以使用自己制定并印刷的教材进行教学。而这类情况利于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在教学内容上更好地与国际留学通道对接。

在审批方面,根据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直辖市或设区的市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可以不受民办学校应当单独申请办学许可的限制,报审批机关和办学所在地主管部门备案。”

这一条件让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的运转更为灵活。在拥有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在所在地区扩张学校数量,并扩展教学业务需要遵循的规定更为简洁。当市场出现新的教育需求时,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可以及时跟进。

缓解部分学生中考升学压力

除了市场对留学拥有较高需求,许多家庭在早期受到“中考分流”影响,对学生升学的焦虑与日俱增。而对于一些成绩达不到升入普通高中标准的学生或是不能适应国内应试类教育模式的学生,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则可以通过免于中考、课程体系灵活等优势为学生提供另一个升学通道。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相较于普通的民办高中,该类学校并没有纳入中考体系,因此学生无需通过中考进入培训类国际化高中。

以海口哈罗礼德学校为例,该校本意图在高中阶段申办培训类办学许可证,使学生可以直升该校高中部。但在培训类办学许可证申办失败后,学生才需通过中考进入该校高中部。
双减形势下,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能否生存下去?

面对当前形势,培训类国际化高中该注意什么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申请与创办难度低的情况,在“双减”与其配套政策落地后,为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画上一个休止符。

国家从多方面对培训机构开展严格的规范与限制,并取缔了大批不符合新规的培训机构。而存留下来的培训类国际化高中仍需注意要在多方面满足政策要求。

选择教材需谨慎

在2021年《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发布后,《管理办法》对教育培训机构教材编写、审核、选用、备案等全过程收归到国家的监管之下。

对于培训类国际化高中来说,《管理办法》严格限制了教材的使用范围,将教材监管差的漏洞补了起来。这也意味着培训类国际化高中无法像从前一样,直接使用境外教材。另外,由于《管理办法》在教材的意识形态方面做了强调,境外教材的审核力度也会陡然提升。

严格把关外籍教师

由于近年来培训机构的外教问题频出,教育部在2020年发布了《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外籍教师征求意见稿》),并将在2022年发布实施《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试行)》。

《外籍教师征求意见稿》首次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外籍教师的从业标准作出了多维度的规范。尤其对外籍教师的教学资质作出了明确的标准。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在招聘外籍教师时,只看外籍教师的工作经历成为了“过去式”,外籍教师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教育教学资质将成为培训类国际化高中招聘人才时的重点之一。

另外外籍教师猥亵学生、与学生发展恋爱关系等问题偶现,培训类国际化高中也应依据《外籍教师征求意见稿》,在筛选外籍教师的过程中,对外籍教师之前的犯罪经历进行调查。

收费制度要跟好当地的政策

在收费问题上,《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下称《工作通知》)对面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预先收取的学员培训服务费用进行监管指导。而地方也出台相应政策跟进。

北京发布《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对高中的学科类培训收费规定了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山东则发布《山东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对合同规范、退费规范、银行托管等方面进行了全过程监管。

培训类国际化高中需要根据各地的相关政策进行收费问题的调整。而具体的政策也会使培训类国际化高中的收费过程程序化与规范化。

另外,由于国家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培训类国际化学校在定价时需要考虑市场需求与培训成本等方面,制定有依据的定价标准,以防止超过政府指导价。

高中培训也不一定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实施“双减”政策的重点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但在学科类培训方面,高中阶段也难以逃脱被限制的局面。一些机构已经出现禁止开设高中学科培训的情况。学而思的选课报班小程序中已无法查询到高中学段暂无课程。在新东方小程序上,高中阶段的可选课程仅为日语等小语种课程及国际教育类课程。

而非学科类培训(如: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则需依据分类经由相应主管部分制定的标准和审批。国家对于非学科类培训管控力度较轻,但培训类国际化高中仍需注意不要踏出政策的红线,保证办学的规范化。

对于上述的新规,2022年2月,《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 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下称《治理意见》)将培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治理意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为依据,培训类国际化高中如违反上述政策规定将会与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制度、终身禁入机制挂钩。

在当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遇冷”的形势下,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政策可以更好地规范民办教育,减少教育界“乱象丛生”的现象。但也有人并不认为这样的做法完全有益于中国教育的发展。

熊丙奇认为强行停止办学许可证的发放并不能解决当前国内教育评价体系单一、成才选择单一等问题。面对当下各方声音混杂的现状,部分学校仍持有培训教育类办学许可证,在前途如何仍未可知的情况下,国际化高中仍需为民办教育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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