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如此复杂？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世界任一国家的人，都难免觉得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错综复杂、使人困惑。中国，以及大多国家都采用简明直接的大学录取考试制度。可美国大学却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托福（TOEFL）成绩、AP分数、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提交一次，更新两次）、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简历。

美国大学要求了这么多材料，几乎都相当于得到了学生的大脑扫描与基因资料。可到了11月或4月的时候，大学们对于学生的录取结果却只是简单地答一句“是”或“否”，不作任何解释。

中国的中产阶级家长们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为了帮助孩子准备高考，让他们能上北大清华，中国家庭不得不大费周折。在学校方面，家长得确保孩子上对幼儿园，有好老师、好同学；到了课外，家长又得花钱给孩子报补习班，请家教，这样孩子在班里才不会掉队。在孩子升初一时，家长得要东奔西走着递材料、托关系、请吃饭；到了高中的时候，高考压力之大，导致许多学生甚至顾不上吃饭与睡觉。

较之中国高考，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录取过程主观性强，透明度低，风险值高。这就意味着，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同样压力巨大——或许更甚。像中国家庭一样，美国家长需要搬家住进好的社区，并为孩子花钱请家教。

像中国学生一样，美国孩子需要在考试中拿高分——他们的SAT与AP成绩（这两项考试被中国人称为“美国高考”）得要在年级前10%才有望被常春藤大学录取。可除此之外，常春藤盟校还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于是，美国学生不仅要备考SAT与AP，还要加入足球队与辩论队，并在周末辅导穷困的黑人孤儿，或是为当地报纸撰稿。为了不打瞌睡，保持专注，美国的许多优等生都滥用药物。为了获得满足常春藤大学要求的分数，许多美国人都选择了作弊。

那么，美国大学的这种高压录取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呢？常春藤盟校当今的录取制度有何根据，又是从何演变而来的？这一切对中国学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在其早期历史中，常春藤盟校本质上是一个城郊俱乐部。在那里，有钱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花四年时间打橄榄球、开派对，然后继承美国政治、生意以及金融领域的领袖职位——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宠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招生秘史》（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Princeton）一书中有做详述。常春藤盟校意图取悦那些提供赞助的校友，可是随着美国经济变得愈加职业化、技术官僚化、与精英政治化，常春藤听从了教授们的呼声，开始提高学术标准并施行严格的入学考试。

在新的制度下，擅长数学的中产阶级犹太学生被录入常春藤，而那些玩橄榄球、嗜酒成性的校友之子却被拒之门外——这让不少有钱的校友们厌恶不已。在校友的抗议之下，常春藤盟校被迫采取一种主观且保密的招生流程——强调“男子气概与社交风度”（即打橄榄球与开派对的能力），而非数学考试成绩。学生简历、申请文章、招生面试（“你喜不喜欢橄榄球？”）与老师推荐信（这个学生是否擅长橄榄球？）都被引入招生流程当中，以抵消犹太人对学习的热爱。

如今的常春藤盟校，较之从前多元化得多，也国际化得多。可是，那个原本用来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招生体制却依然存在。为了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卡拉贝尔解释说，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招生流程是常春藤盟校的工具，用以自立为权利仲裁者。

原本，常春藤盟校是为新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之子所建。而如今，常春藤录取女性与少数民族，以寻找下一个希拉里·克林顿与贝拉克·奥巴马；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它们也开始录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然而，在推广自身品牌的同时，常春藤盟校也必须听从那些有权力的支助方：例如校友赞助者，教授，以及体育教练。卡拉贝尔写道，如今在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三所大学中，至少半数招生名额都预留给了校友子女、运动员、与少数民族。（这也就是说，哈佛招生过程中并不是34000名学生在争夺2000个学位，而是33000名学生在争夺1000个学位。）

在过去三十年里，对常春藤盟校招生体制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全美大学排名。在一方面，这个年度排名对于常春藤的市场营销而言可谓是天降福音——在全美国、全世界，那些原本对长春藤毫无耳闻的优等生们，如今都将自己的学术身份与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挂上了钩（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宣布哈佛是全美第一以来，申请哈佛的人数翻了三倍）。

另一方面，常春藤既想通过录取校友子女、运动员与少数名族来维护机构利益，又想通过录取学术方面最具资格的学生来推广国际品牌——这两种欲望水火不容。对于这个矛盾，常春藤找到了一个双重解决方案——正是这个解决方法造就了今天的美国大学录取机制。

首先，正如美国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于2001年9月刊登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提前决定录取的喧哗》（The Early-Decision Racket）一文中所说，常春藤采取了一种“提前决定录取”政策，以维护自身的机构利益。在“提前决定录取”中，学生早在11月份就要申请一所大学。而如果到了12月学生得知他被录取了，就必须去上这所大学。几乎提前一年就承诺去上某所大学，这对大多数17岁的高中生而言是个艰难的决定——除非他的父亲上了那所大学（校友子女）或者他是被那所大学积极招收的（运动员与少数民族）。

“提前决定录取”同时也提高了大学的“收获率”（最终去上某所大学的学生占该校录取学生总数的百分比）。这能够帮助大学提高自身的排名，因为“收获率”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决定大学排名时最重要的两项标准之一（另一项是“选拔性”，即得到录取的学生人数占申请人总数的百分比）。

其次，因为“选拔性”在大学排名这场游戏中如此关键，常春藤招生官的工作从“大门守卫”变成了“拉拉队长”。在《招生机密》（Admission Confidential）一书中，前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招生官蕾切尔·图尔（Rachel Toor）解释道，她的职责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来申请：『我走访全国各地，把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煽动得一片狂热，好让他们来申请。我告诉他们杜克大学的学术是多么的优秀，能让他们在社交方面多么的开心。然后，到了4月，我们就拒掉他们中的大多数。』大学鼓励学生申请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可以拒绝更多的人。这样大学的录取率会降低，使大学看上去更具竞争力，这有助于提升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排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