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高，学生以及家长心理辅导需注意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高，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

中小学生需要心理辅导

蒋平是杭州某中学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在他入职前，心理辅导站的大部分工作由美术老师兼站长的张丽宁承担。

开学初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全年级孩子们在开学后都需要进行心理测试。“这也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第一次开学，有的孩子来学校上学有点困难，我们就会联系家长了解情况。”

蒋平说，小学生主要是因为发育障碍，存在注意力缺陷、孤独症、感统失调等问题，由家长或班主任带来这里做特殊教育方面的训练。

“初中的孩子自己过来比较多，困扰他们的主要是亲子关系、家庭氛围、学业压力和网络成瘾等问题。”

心理课的设置至关重要。蒋平表示，学生们能在每月两节的心理课上找到共鸣，他们渐渐建立起基本的心理认知，改变了原本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误解，“有的学生也会因此产生对心理学的好奇和兴趣。”

一次的倾听陪伴显然不够，但即使在长程的定期心理辅导下，心理老师能做的也很有限。

家长也需要心理健康教育

蒋平表示，“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和老师。”

2021年和2022年，学生因为疫情长期居家上网课，心理测评量表的检测结果出现异常的比例大幅增长。

张丽宁记得，在疫情期间，有位初三学生的心理测评结果显示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并且存在长期失眠的情况。

张丽宁想和他沟通，他却说自己没问题，要备战中考，没时间做心理咨询，已经在吃中药调理睡眠了。

张丽宁多次联系家长，希望对方能带孩子去医院做个具体检查，却被对方认为是老师故意刁难。

后来家长带孩子去了医院，在医生的询问中，孩子表示，他已经走不进校门了，觉得自己被竞争氛围包裹着、喘不过气，宁愿在家自学。孩子的这种想法，从没向家长或老师表露过。

还有个小升初的孩子，因不适应而成绩一落千丈，但父母只觉得奇怪，并不重视孩子所提出的“不想上学、想去看病”的诉求，“妈妈觉得她是因为不想上学、小题大做，这无疑把孩子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和孩子聊了好几次，我才知道，从幼儿园开始，她家里人就要求她每天弹好几个小时钢琴。父母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觉得孩子厌学是作。初三她再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

张丽宁告诉记者，就诊后，母亲甚至擅自让孩子停掉了需要定期服用的抗抑郁药物，给她换成了维生素片。

抑郁科诊室，一半就诊者是青少年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精神六科病区（抑郁障碍病区）主任谭忠林表示，“2018年以来，每年来抑郁科就诊的都在增加，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2018年3148位，2021年10613位，2022年的数据还没出，但肯定会增长。”

谭忠林认为疫情期间，青少年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长时间居家容易让亲子关系变得紧张。同时，缺乏同龄人的交往环境下，青少年能获得的人际支持减弱。

在当天就诊的22位患者中，12岁到18岁的有8位，其中6位女孩，2位男孩。18到25岁的有3位。

患者的症状并不相似：一位17岁的女孩坐在就诊椅上就开始掉眼泪，她拉开袖子，小臂上密密麻麻的划痕，新的旧的。她吃了很多药物，住了几次院，希望谭忠林能为她开ECT（电休克治疗）治疗单以及休学证明；

一位初三的女生，常常幻听有很大的声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她时而焦虑自己的身材，时而焦虑未来，提起学校就烦躁激动，想做的事情不能忍受一点拖延。

尽管谭忠林建议她可以适当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但在她家乡的县城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用几十年治愈青少年时受的伤

在青少年时期产生的创伤或许在漫长的十几年内也难以弥合。

有母亲带着女儿来诊室，女孩因无法工作辞职了。女孩说，情绪出现问题已经十几年了，母亲拿着牛奶和茶叶蛋不住叹气：“当时以为是青春期叛逆。”

另一位已结婚生子的男士则不住敲打自己的头，高二下半年的一场考试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整个头像被钢丝撬开一样，被爆竹崩开似的。”他从此开始无法想题，放弃了学业，二十多年来，失眠和吃不下饭纠缠着他。

谭忠林说，“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有多种因素。对青少年这一年龄段来说，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和亲子冲突是最常见的三个原因。”

关注抑郁症久了，谭忠林发现，当他询问患者心情不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患者通常会往前推很久。

当询问父母时，他们又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点。

“这个点就在于，家长觉得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就没什么问题。”

因此在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事件中，父母通常会有很大的情绪反应：一切都挺正常的，怎么一下子就自杀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些孩子已经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痛苦但无能为力的路程。

学生处于压力链最底端

在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多年的北京大儒心理徐凯文博士表示，回顾近二十年高校的情况，他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高校心理咨询量、危机干预量，基本上是10年前的10倍。

同时，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中小学阶段更是日益严峻。

徐凯文认为，在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四个因素中，学习压力是第一位的。

“对我们70后来说，考上大学的比例更少，但为什么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焦虑，因为现在普遍认为考上名牌大学才行。”

“如今我们的孩子，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

学校要出成绩，要提高升学率，家长也会很焦虑，压力层层传递到孩子身上，“孩子们会自我否定，有人‘躺平’不干了。”

“压力前所未有的大，支撑自己的力量又很薄弱。”徐凯文这样总结当下青少年面临的境况。

徐凯文指出，现在的教育环境过于功利，孩子们都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相互竞争。因此当孩子发现他们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对自我的价值判断会产生崩塌，很容易被否定、被打击。

徐凯文指出，双减减掉了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但并没有减掉家长的焦虑。“家长焦虑地花了最后一分钱给孩子找补习班，孩子学得很痛苦，甚至不想去学校，双方都非常疲惫。”

同时，教育资本市场贩卖焦虑，升学考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卷”的氛围已经从高中下沉到了初中甚至小学。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要长期干预

对于现阶段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谭忠林也指出，首先考虑心理行为干预，然后才是药物治疗。

他建议，学校可以提高对学生心理疾病的识别率，同时提升心理咨询老师的专业技能。在学科成绩之外，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兴趣和爱好的机会，让他们能有各种途径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同时，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的模式能在干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越严重的个案，治疗起来越困难的，你会发现跟他们的亲属沟通也很困难。这个家庭可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经济、疾病、恶劣的夫妻关系等。”

目前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一是就诊率，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是病，需要接受专业的帮助。第二个就是规范治疗，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有完成系统的疗程或是早早停药。”

谭忠林表示，如果药物治疗不能持续作用，当情绪诱因再次出现，抑郁症非常容易复发。

而青少年本身情绪波动性很大，和病理性的波动结合在一起，有时候要区分比较困难。只有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这样一个彻底的系统治疗阶段，才能说是完全康复。

须知，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是病就必须得治。“病耻感”和“自我污名化”，都是健康路上的阻碍。想办法降低、消除身边人的病耻感，及时发现、积极治疗，抑郁症终有治愈的一天。

转自《青春上海》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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